7月7日晚,广州新白云体育馆,李海鹰交响音乐会现场,一名T恤仔裤的大学生一进场,就不安起来:“我是不是穿得太随便了?”另外一些观众也在担心自己是不是太正式了。
李海鹰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流行音乐黄金时期的代表作曲家,亲历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流行乐坛从崛起,到巅峰,到式微的30年过程。
音乐会全称很复杂:“祝福北京———2008李海鹰作品巨星璀璨大型交响音乐会”,但其实它跟“北京”没有太大关系,这是给“广东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献礼之一,其他的献礼还包括《青春万岁———粤港澳青年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型歌会》等。
这好像是两场演出:交响乐奏响、合唱团唱起时,大家肃穆坐立;歌星们出场,年轻人就兴奋地吹口哨。
刘欢排练了三遍,尽管平时唱《弯弯的月亮》,“闭着眼立马就能哼出来。”化妆时,孙俪的表情紧张得都走了样,“化两下动两下”,把化妆师给弄懵了,当管弦乐团奏响《爱如空气》的旋律时,她临上台要了一张纸巾,“感觉要哭”。站在台上,潘长江的双腿哆嗦成两片叶子,他要唱的是二人转《过河》,配乐的是面前“黑压压一片交响乐队”。
陪李海鹰回来的毛宁、陈明、孙楠,以及没来的杨钰莹,都是在广州起家,成为当年风靡全国的巨星的。1996年前后,包括李海鹰在内的大批广州音乐人,集体北上另辟天地。
演出时,李海鹰时而坐下弹奏钢琴,时而起身指挥广州交响乐团及童声与成人两个合唱团。在恢弘的交响乐中,明星逐个登台,演唱了他各个时期创作的当红歌,《弯弯的月亮》(1989)、《我不想说》(1993)、《过河》(1996)、《七子之歌》(1999)、《爱如空气》(2005)……“我今晚很high!”一进采访间,李海鹰用手把被汗水黏在额头的刘海往后一甩。港台歌曲不得超过30%15岁时,李海鹰得到一把秦琴(类似于二胡的乐器),他在楼道里用拨片拨,嘴里哼着胡诌的广东小调。
住楼上的一个上海工程师下楼来,瞧了一会他拨弦,说:“这琴不高级,小提琴才高级。”工程师把秦琴放在他肩上,拿了把木尺递给他,“在琴弦上来回锯,用不着拨。”一年后,李海鹰作为全校惟一会五线谱和略懂小提琴的人,考入广州粤剧团,后又进入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作曲进修班学习了一年半。1983年,李海鹰正式进入太平洋影音公司做配曲,主要负责“扒”港台音乐,找广州的歌手重新录制。
1980年代初,作为改革开放的前哨,广州在流行音乐上也当仁不让,陆续成立了太平洋、新时代、白天鹅影音公司,与最初的“中唱”广州分公司形成“四大天王”的局面。1985年,广州举办了“红棉杯”新歌新风新人大奖赛,推出了“十大歌星”、“十大金曲”———开创了内地音乐的排行榜先例。而当时,包括北京在内的其他城市,还在“娱乐”和“音乐表演艺术家”之间徘徊,跟流行关系最近的,要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了。
现任广东流行音乐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陈洁明也亲历了广东流行音乐的起步,当时唱片公司对原创歌曲没信心,主推的都是重新填词的香港、日本和欧美流行歌。1970年代末在广州兴起的“茶座”驻场乐队,起初也基本靠翻唱港台、欧美流行歌曲“混饭”。
直到1986年“太平洋”出专辑《为我们骄傲》时,实验性地收录了包括李海鹰在内的7首本地原创歌曲。“‘扒’别人的歌,好卖,但没自己的风格,没成就感。”李说。
为了支持新人大奖赛及原创作品,广州文化局专管茶座歌手的社会管理科规定,歌手们每晚唱港台歌曲不得超过30%。李海鹰也开始了原创为主的工作。
1989年,音乐电视片《大地情雨》制作组请李海鹰配插曲,李海鹰半个小时就谱好了曲子,取名《弯弯的月亮》。他形容当时是“灵感一闪”:“这首歌是典型的广东调,整个被雨水淋出来的感觉。”当时内地流行的是《黄土高坡》那样的“西北调子”,这首阴柔的歌录好后,并不被行家看好,《黄土高坡》作曲者苏越也摇头:“软绵绵的,儿歌一样的东西,怎么出得来?”李海鹰找的是“声音很飘”的刘欢来唱,软绵绵的《弯弯的月亮》让人耳目一新,首播又恰逢广州电台推出全国首个流行音乐排行榜,歌曲迅速包揽各项冠军,不但红遍内地,还“反攻香港”,被香港歌手吕方“反扒”回去。
公司组织力量,立刻筹拍当时看来非常前卫的MV,刘欢跟着去了青岛,在海边摆了各种姿势。可直到现在刘欢还是没想通:“这首歌应该是一条河的故事,跟海有什么关系?”对于当年的广州,创新才是硬道理,中国“首家唱片公司”、“首支流行乐队”、“首盒录音带”、“首个签约歌手”全都出自广州。陈洁明回忆,当年各种周榜、月榜、季榜、年榜眼花缭乱,经常有人找他们领奖,“家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杯子,都可以开博物馆了。”因为地处前沿,流行音乐也有大把题目可写,1993年,李海鹰闭关九个月,创作出《外来妹》主题曲《我不想说》,由中国首个签约歌手杨钰莹演唱。歌曲也被拍成了MV,镜头扫过当年的一篇报道:“深圳特区,民工日涌两万”。“当年广州音乐界,也是一个劲儿涌进人。”李海鹰说,当年歌手出省走穴,不管有名没名,只要报“广州来的”,观众立刻当成宝贝;到北京开流行音乐全国会议,广州人不到就没法开,“当时广州就是全国”。
1994年,时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朱小丹举办了全国流行音乐研讨会,这是中国首次由官方牵头研讨流行音乐,反响巨大。据说“光开会经费就花了10万”,陈洁明回忆。会上,众人倡议在广州举办一场中国首届“国际流行音乐节”。
同年,南北歌手在南京同台举办“光荣与梦想”大型演唱会,广州来的林依轮边跳边唱《爱情鸟》,尖叫声、掌声、泪水几乎要把五台山体育馆的顶给掀翻,以至于北方来的那英迟迟上不了场。
那一年,广州流行音乐登上巅峰。广东人写二人转
19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在流行文化上起到了普遍作用,央视放开对娱乐与流行文化的限制,各种排行榜、MV、明星层出不穷,人们不再“通过广州看港台”。
一碗“水”端平后,去北京,上央视,最好还上回春晚,在全国人民面前混个脸熟,成为歌手走红的主要渠道,广州的“国际流行音乐节”自然也没法办起来。
1999年,李海鹰把家搬到了北京。杨钰莹、毛宁、李春波、陈明等歌手也陆续离粤赴京,广州流行乐坛的气势败了。
陈洁明是为数不多留下的音乐人:“地震爆发后,总会进入积累期,但沉寂期间,确实过得比较落寞。”大多数人只能做晚会歌曲,给企业做广告歌,昔日热闹非凡的十大金曲榜等三大排行榜也销声匿迹。陈洁明与写《涛声依旧》的陈小奇、写《信天游》的刘志文等十余个老音乐人也转向了政府市场,创作《阳春组歌》、《梅州组歌》等旅游歌曲,“用来唱响家乡”。
“北京成为中国流行乐坛中心是理所当然的,这座城市像抽水机一样,聚集了全国最高端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资源,”李海鹰说,“只要它愿意放开,就没人能跟它争。”2000年前后,各种大型流行音乐晚会如“同一首歌”、“中华情”,在央视遍地开花,各种题材的电视剧也迅速繁荣昌盛。从唱片公司主导制的广州换到导演中心制的北京,制约广东音乐人的不再仅仅是当年的“能火起来就行”,从题材到对“度”的把握,都由导演定。绝大多数人在流行音乐上的成就始终无法超越当年,有人转行,有人逐渐被人遗忘。
李海鹰则顺应“革命形势”,转行做起了电视剧及晚会歌曲专业户。7月7日的交响音乐会上,潘长江在“黑压压一片乐队”的伴奏下,与当年的春晚拍档刘春梅唱了二人转《过河》。这是李海鹰最传奇的晚会作品。
1996年,春晚节目组的导演把音乐小品二人转的音乐创作部分交给了李海鹰。“一听这事我就犯嘀咕。”潘长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是一个典型的广东人,操着一口浓重的“广普”,连东北都没去过,还写二人转?李海鹰把曲子写好后,还唱给潘长江听,潘一听,更觉得不靠谱,“他本来唱歌就挺难听,还一口粤语腔。”李海鹰也急了:“你听我的,这歌肯定能火。”潘长江硬着头皮上了春晚,结果那年他回东北老家,小朋友一见就围了上来,边唱边跳:“哥哥门前一条弯弯的河……”“《过河》不地道,骗不了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李海鹰说,“我只是解构了它,抓了几段‘二人转’里的经典乐句,再写几段新的音乐,把它们往一块儿糅。”流行就是那么残酷
“很多人都认为流行和古典是两回事,但我试图让流行音乐经典化。”李海鹰说,这种尝试国际上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伯恩斯坦是美国古典音乐的顶级指挥,同时擅长写音乐剧,他创作的舞台音乐剧《西城故事》闻名全球;意大利安德烈·波切利———和张靓颖合作唱本届奥运会歌曲《拥抱爱的梦想》的盲人歌唱家,曾和一群拉丁歌手合作,在台上弹吉他,敲锣打鼓,吹口哨。“祝福”演出结束后,广交总监、指挥家余隆上台与他握手:“你想抢我饭碗啊?”李海鹰没打算回广州收复失地:“流行就是那么残酷,各领风骚15秒。”2000年以来,广州也出过一些流行歌手,但也都迅速流失:广州本土的与非门乐队北上发展,张敬轩从“广州歌手”成了“香港歌星”……对开放后的中国而言,广州越来越像一个通道———甚至连中转站也不是了。
留守至今的陈洁明却觉得,已经等到了再次喷涌的契机:“在电视上,我们没法跟北京争,但网络时代就不一样了,谁也成不了中心。”陈将流行乐比作“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流行乐,已迅速淘汰掉了磁带、CD,完成了一次音乐载体的革命。如今,它们主要通过网络和手机传播。《老鼠爱大米》、《丁香花》等网络歌曲,就是从广州流传出去的。目前,全国通过手机发布歌曲,每年收入大概五十多亿。”李海鹰赞同“三个代表”论,他2005年创作的军装偶像剧《幸福像花儿一样》主题曲《爱如空气》,就是通过手机铃声定制走红的。
但他的关注点已不在流行音乐上了:“我预感未来十年左右,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精致的高水平的大作品。”这段时间,李海鹰总是随身带着一本《文言文全解(高中卷)》,这是他最近开始学的一门“外语”。下一步,他打算在纯粹的经典题材上施展拳脚,从元明清的十大悲剧与十大喜剧中挑选一部作品,创作成歌剧———高雅对李海鹰而言会是一种“新流行”。
李海鹰不害怕可能做出一堆垃圾:“我就像一个从明朝活到了清朝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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