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6月12日《开卷八分钟》节目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我常常说互联网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地位,是别的国家比不上的。在别的国家里面,很多的新闻都是由传统媒体发觉出来,然后在互联网上面形成各种各样的讨论跟衍生推进。但是在中国,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是什么呢?很多传统媒体的记者已经不用出去现场做采访、做调查了,他们就上网,仿佛网络就是现场。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新闻是在网络上面首先爆发出来的。由此可见网络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发展实在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本土的研究,来告诉我们中国的互联网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中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今天又给大家介绍的一本好书,这本书叫《众生喧哗》,副题叫“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作者是胡泳。胡泳很有名了,胡泳现在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很多人都知道他,把他叫做数字胡,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在《三联生活周刊》长期写专栏,谈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生存的问题。包括当年那么有名的书《数字化生存》,也是他写出来的,也是他翻译出来。
那么胡泳不止在互联网里面游泳多年,而且非常有实战经验,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学者。像这本书,我就看到他引用了大量的研究报告跟材料,而且看得出他对各种中西的有关的理论都做了充分的掌握,所以这的确是一本很好的学术书籍。虽然偶尔,我觉得他有些部分有点重复,稍显罗嗦,但仍然是瑕不掩瑜。
那么在这里面,其实胡泳提出一个东西,叫做共有媒体,共有媒体是什么呢?首先共有媒体其实是新媒体,新媒体,我们现在常常讲新媒体,新媒体有什么特性。第一它超文本,所谓超文本就是你在网上看一篇东西,它是随时把你连接到另一个地方去,这个连接是多元多样的,有无数的连接可以把东西连起来,这个叫超文本。
第二,除了超文本之外,它还是多媒体的,你现在上一个网,看一篇报导,不只有照片,还有视频,还有音频,对不对,它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看电视,或者看书,看报那种一个单媒体的方法,它是多媒体的。
第三,它有很强的互动性,就是你看完新闻,你看完我这个节目,你没办法在节目上随时骂我,但是你在网上看这个节目的视频,你可以随时在网上留言,说梁文道你长的太难看了等等。那么因此具备了新媒体这三大特性之后,胡泳就认为,这共有媒体的性质也就出来了。
所谓共有媒体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公众角度对媒体的定义。也就是说这个媒体传统的大众媒体是单点对多点的传播,一边是传播端,另一边是被传播端,是接收者。但是共有媒体的情况变成什么了,是我们所有人多元的无限可能的向着各个方向去散布消息,我们是媒体的接收者,我们也是媒体讯息的发放者。而且是对着很多不同的人发放,那么这个就叫做共有媒体。
这样的共有媒体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这本书里面特别关心一个课题,就是传统的公共跟私人的界限被动摇了被模糊了,在这个共有媒体时代底下。尤其在中国我们会觉得特别明显。我们过去几年常常听到有很多隐私被侵犯的问题,从当年用高跟鞋去打烂那个猫女头那个人,被人肉搜索开始。或者说很多人的档案被公开出来,被揭露出来,或者有人在自己的博客写东西,像“范跑跑”写了东西,结果变成公众事件。
这些事情表明,我们公私的界限在模糊,这也是我非常同意的想法。我以前也写过,这里面就说到了,很多人把博客当作私人日记来使用,记不记得博客刚出现,大家说它叫做网志,网上日志,这是一个很误导性的讲法?为什么呢?它使你以为你在网上写博客,就像你写日记一些,其实不是的。日记以前是给你自己一个人看,它是你的隐私,但是现在你有时候在写着写着,你把它当日记,你忘了它是公开的,它是公共媒体的一部分,任何人都可以看,任何人都可以用。
于是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有时候一些人写博客被骂,他很生气,这是我的想法,你凭什么说我不对了。你忘了,你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日记作者,比如说,这里面就讲到,有这么一个博客,因为在博客上面,孩子气的(兆丰)公司老板,有人用匿名的电邮举报他之后,被老板炒了鱿鱼,他说我只不过在博客写我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他就很不明白。
除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值得关注之外,胡泳在这本书里面还特别关心很多人也很关心的话题,就是互联网是不是中国的公共领域。它能不能够改变中国的各种方面,政治方面的面貌呢?这里面就首先讲到,用很精典的德国大学者、思想家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有名的定义。
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里面,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非常自由平等的交流,依照理性的规则,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进程。
可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互联网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公共领域,它到底有没有代表性?现在我们常说网民意见,我们总把网民当成公民,但是网民有代表性吗?那么这本书里面就根据一些研究指出了,答案很清楚,网络讨论不能被视为民意的计量器,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网上的论坛的帖子里面,大部分人都在潜水,只有少部分人是在活跃的在回应着,这少部分活跃着回应的人就不能够代表那些潜水的人。根据调查,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活跃分子,在网上回帖拍砖的人,主要是一些年轻的人,男性,或者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对政治特别感兴趣。
换句话说,这只是一小群人,他们有代表性吗?不只如此,而且在网络上面,我们还注意到各种的言语方式,它指出是非常的暴力,非常的强势的语言,甚至是非常极端的,非常雄性的语言,在网络上面的辩论里面,就特别容易站上上风,再加上网络的匿名信,使得他们降低了言论的责任的风险。
那么所以网络的讨论好像不能够带来一个很有品质的公共领域,但是胡泳到最后仍然指出,但由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现在没有一个选举的方法,没有一个公共舆论能够非常完整的网上表达的方式,在这个时候,网络就负担了非常重大的责任。因此到最后,我们仍然应该对互联网的前景要有一个乐观跟期盼在里面。



關於投訴合唱團:
投訴合唱團的概念是來自芬蘭藝術家Tellero Kalleinen 及Oliver Kochta-Kalleinen。最初,他們希望將市民抱怨城市的巨大力量轉化成另一種強大的力量。芬蘭詞彙"Valituskuoro"意思是投訴合唱團,用以形容很多人同時投訴的情境,Tellero Kalleinen 及Kochta-Kalleinen 便用了這個字面意思成立了真正的“投訴合唱團"。
在第一次在伯明翰的演出後,投訴合唱團取得空前的成功,因為抱怨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這個計劃可以在世界上所有城市舉行,自此投訴合唱團便在世界不同的城市演出,包括韓國、新加坡、漢堡、聖彼得堡、墨爾本、芝加哥、佛羅倫斯等等。投訴合唱團聚集了年幼老少、互不相識的人就特定事件或個人經歷道出對城市的不滿,這種以集體形式對城市進行控訴,不其然地迫使參與者和聽眾會心微笑,甚至共仰大笑。
因此,當投訴合唱團作為一件錄像作品於不同地方展出(甚至在網上轉載),一方面向觀眾呈現市民對自己城市最真誠的訴求,另一方面則是一種深入的文化交流--透過投訴合唱團活潑的演出形式,我們作為觀眾,樂意從一句句歌詞當中逐步理解該城市的特性並期待改善。


尊敬的法官大人和全体陪审团的公民们:
就在我刚刚完成《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启蒙》这篇文章并想休息一下的时候,一位21岁的巴东弱女子用一只修脚刀划开了一位要买她身体服务的官员的动脉血管和肺部,划破了我的平静生活,也再一次在黑幕上划开了一条血红的口子……
我不是学法律的,而且对我们的法律和那些执法者甚至律师都没有多少信心,但今天我却想为这位弱女子辩护,如果我犯了法律错误,请你们本着法治精神给我点拨一下,算是为我启蒙。同时,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也认为你们需要被启蒙。
邓玉娇用修脚刀保护自己不被强奸是不是正当防卫?
我听到有些执法者和不少律师充满同情地说出这样的话,邓玉娇值得同情,但她毕竟杀人了,而且不能构成正当防卫。因为正当防卫最大的前提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我想问一句,三个正当壮年的男人逼近一个年仅21岁的女孩子,要嫖她,用金钱抽打她的脸,并要霸王硬上弓的时候,如果还不是对一个女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我想问一下,难道一定要等到强奸成功,才叫对身体造成了威胁?如果是你们的姐妹,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女朋友,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被三个男人那样逼近,用钞票在脸上抽打,并把她按在沙发上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大喊一声:女儿,先不要反抗,请遵纪守法,等他们对你身体造成了伤害的时候再一个鲤鱼大挺,把三个男人一一干掉!
千万别告诉我,你没有见过修脚刀,一个弱女子以那样一把刀可以连伤两人,如果不是男人已经贴身逼近的话,怎么可能刺入对方的动脉和肺部?那么,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三个男人那样逼迫一个女子,步步近逼,而且要以强奸为目的,你告诉我,正当防卫的界限在哪里?
以目前公布的资料看,这件案子在任何国家,都会被判为正当防卫!如果在欧美,三个壮男企图以和人发生性关系为目的逼近一位不情愿的女子,甚至可以用绑架和限制人身自由来界定(因为当时女子无法逃脱三个男人的合围),女子完全有权拿出手枪阻吓对方,在阻止不成,那男子继续进逼时,完全可以开枪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侵害。
邓玉娇和杨佳不能相提并论
请大家注意,我看到很多人把邓玉娇小妹和去年发生在上海的杨姓兄弟相提并论,我想,他们身上有相同的精神。然而,请把这两位拿出来相比的朋友立即停止,因为两位的行为有天壤之别。如果说杨佳是为了“讨个说法”,是有一定预谋的杀人,那么邓玉娇则是毫无预谋(除非他勾引三位男人过来嫖她)的完全在情急之下的正当防卫。
如果说我们也为杨佳兄弟抱不平,那么我们也知道杀人偿命的道理,我们更多的是为杨佳的行为“讨个说法”。 请那些在杨佳和邓玉娇之间看到了某种联系,想借助他们的精神照亮我们自己的朋友们记住:别把杨佳和邓玉娇相提并论!杨佳受到欺负和侮辱,当时没有办法反抗,更不用说正当防卫,于是他“蓄谋”杀人,按照任何国家的法律,这都不再是“正当防卫”的行为,他都会被投入监狱甚至判死刑。
但对于邓玉娇则完全不同,她甚至不是在报复,她根本不是要给自己讨个说法,她只是作为一个人,出于保护自己的身体(也许还有尊严)的最原始本能——她被侮辱后再被按在沙发上,在尊严被三个男人有钞票抽打脸时已经没有了,现在她身体还要被强奸!一个女子不可能“故意”,更不可能“蓄谋”去用一只修脚刀当面刺杀三位壮年男子,除非她失去了理智,她疯了!
邓玉娇失去了理智?她疯了?她有抑郁症?
另外一些想让邓玉娇无罪释放的好心人哀叹道,除非能证明她当时疯了,否则她就应该负法律责任。有些人马上还加上一句,难道贪官和淫官的生命就不是生命?难道杀了贪官和淫官就不讲法律了?
谁说不讲法律了?但我正是想提醒一些人,法律不只是在邓玉娇杀了要强奸自己的淫官的那一刻才生效的,法律应该在那些无耻的人拿着从民众那里收取的税收,使用这些肮脏的钱去嫖妓(甚至嫖宿幼女),在民女不肯时竟然想强奸之前很久就应该生效了!
法律不是只是在小民们投诉无门,不得不铤而走险杀了人的那一刻才生效,应该在这之前已经生效了啊,我的法官大人!
人的生命也不只是在抗暴的人手起刀落恶官人头落地时才得到尊重,应该在很多被侮辱的人忍辱负重的时候就得到尊重啊!
从理智出发,我也想找一个精神病专家,为邓玉娇小妹诊断一下,希望她当时是失去了“理智”。可是,我再次设想一下,如果作为一个女子,你在当时的情况下,你很“理智”地乖乖地被强奸,被侮辱?还是失去“理智”地奋勇反抗?莫非我们这个社会,只要不失去理智的人,只要没有患上抑郁症的女子,在面对淫官们强奸时,都会乖乖地躺下来?
在一个“理智”早就无影无踪的社会,我们大概早就都丧失了“理智”,而当一位弱女子第一次为了自己身体,为了自己尊严,重拾人类的尊严和“理智”的时候,我们这群早就失去了尊严和“理智”的人却希望用“失去理智”的借口去挽救她的生命和尊严——我们也许不配啊!
谢谢你对我的启蒙!
请原谅我语无伦次,如果我破坏了法治的精神,你只当我此时此刻失去了“理智”。
尊敬的法官大人,尊敬的三亿大陪审团的网民和公民们,我知道你们和我一样,根本无权判决,但我还是想提醒一下你们,邓玉娇无罪,那些将要判她有罪的人,也将同时判了他们自己的罪!
最后,我要对目前被抓起来的邓玉娇小妹说两句话作为我为她辩护的结束语,在我写的《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启蒙》这篇文章里,我认为,中国的启蒙不是知识分子们领导的,而是我们大家互相启蒙。如果说我当时写那句话时还心存疑虑,那么,我要谢谢你,邓玉娇小妹——
你一个弱女子,竟然用一只修脚刀,给了我深刻的启蒙教育,你告诉我,在一个几乎都失去了理智的社会里,在面对尊严、自由和身体受到侮辱和伤害的时候,一只修脚刀,很可能比我的笔、我的电脑和我的博客更具有启蒙意义!
谢谢你对我的启蒙!
杨恒均 2009/5/15
我们不仇富,袁隆平教授买8辆车我觉得是应该的
但是我并不觉得一个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撞死人后,第一反应不是送医院,去道歉,请求原谅,而是到处找关系,走门路,摆平这件事!
我也不认为一个20岁的,已经成年的小伙子在撞死人后,第一反应,不是去查看人怎么样了,而使一脸无所谓的下车,第一句话是是他自己撞我的,然后想着怎么推脱责任
我也不认为作为交警,第一时间做发布会却不是采信目击者的证词而去相信劣迹斑斑的有违章飙车前科肇事者的话,而且还睁着眼说瞎话。
我更不认为作为媒体(有良心媒体人除外)事发次日一早就被集体禁言,等待领导批示,隐瞒消息,粉饰太平!
我们真的不是仇富,我只想问这一切的连锁反应到底是怎么了。你们有钱是你们的本事,但是不代表你们可以把撞死一条人命不当回事!
我想问,那个肇事者的母亲,什么叫手下留情,他(胡斌)还是个孩子,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不是一句孩子就可以推脱的,要别人手下留情,怎么不见你儿子脚下留情,不要图一事痛快吧油门踩到底,多顾忌一下其他人的生命?20岁,早成人了,早就该有人生观世界观了,还以为你儿子是巨婴不成?!说到底是你们的溺爱害了你们自己的儿子,北京有过路上飚车的事件,被作为危害公共安全处理了;如果杭州这事情可以作为普通交通事故,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时不时也会发生?想像,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家,慢悠悠地过着马路,他是没有能力和反应去躲避一辆改装过且速度飙快的汽车的,难道我们就应该在这样的环境下苟且下去,每天穿马路的时候不但走斑马线,看绿灯,左顾右盼,还要耳听八方,还要身手敏捷,可能这一切都不够,还是要祈祷不要碰到这样的人渣?
我们要的不单单是一个公正合理的结果,我们更要求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让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





接受了将近一个月五雷轰顶的再教育,发现我们身处的世界竟然如此让人不堪。接近真相的过程像是一次次被强奸的过程,我感到疼痛。
越接近真相就越绝望,我偶尔会想,是不是已经到了用人类的毁灭来赎罪的时刻。我仍然坚信爱是拯救世界的不二法门,关于这绝望,愿它能化成希望得以生长的土壤,而不是世界末日来临的前兆。
1.映秀小学
映秀小学是映秀镇遇难学生最多的学校,据说有300多人,学校倒塌的建筑质量的鉴定问题一直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据学生家长王说,地震前学校召集家长和教师开了几次会,谭校长向上面多次反映了学校危房问题,都没有得到答复。开会要家长管好学生,不要让孩子们课余时间在校内玩耍,用这种办法来避免事故的随时降临。
王说谭校长是个好人,地震过后两天嚎啕大哭,说小学教学楼的危房问题导致了很多学生的冤死,不遗余力地抢救仍然在废墟下的学生。但是自5月16日起,他开始对一切都闭口不谈。
另一位说,地震后他们几个遇难学生家长集体向政府讨过说法,得到的答复是,要告尽管去告,反正最后有权力处理的还是他们,说要秋后算帐。跟他们一起的一位家长被抓,关了几天,政府给他安排了协警的工作,他就再也没有出来说话。
学校有一位老师姓胡,教四年级二班自然课,地震的时候他先跑了出去时带上了门,在废墟下面发现一堆堆的尸体都堵在那个门口。还有楼道里卷帘门的问题,学校就一个疏散口,安了卷帘门,地震的时候卷帘门落下来把大片的学生都封在了废墟里。家长们都是这么说的,他们都想得到一个说法,仅仅是一个说法,但是政府以天灾的理由把一切都掩盖了。
今天走访了遇难学生家长冯明玉,她的两个孩子都遇难了,她给我们拿出了孩子的照片和大女儿的作文草稿本,我在里面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是一封建议书,全文整理如下:
尊敬的谭校长:
您好!
当一些学生上课的时候总要担心着右边漏水的墙顶。那些学生害怕那小水珠会滴在自己的身上,会让自己的身上湿漉漉的,会得感冒,而还有一些同学在担心常被雨水泡过的墙顶会一不小心塌下来。水珠滴到自己身上,而自己只顾着躲雨,所以注意力没用在学习上,致自己学习下降,所以在这我恳求谭校长您能把这墙漏水的问题解决。谭校长我想,如果不是资金问题,肯定教学楼顶楼漏水的情况解决了吧?可自己没有像校长你那样的权力,所以只好让您出马,才能马到成功。
我怎么也想不到,在这个生活水平高过都江堰的小镇上,连村上会计和队长都开着轿车的小镇上,孩子们竟然坚持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小学在地震的瞬间化为废墟,如今操场上的五星红旗依旧迎风飘扬。
2.救灾物资
关于救灾物资分发的种种问题已经听到了太多,荒诞总是无穷尽的。一位大妈告诉我们,政府把救灾物资存放在库房里不予下发,有一次领导要来视察,政府来不及处理,雇了很多村民把大批的衣服和大米拉到外面烧掉,由于太多,一些来不及烧掉的就挖坑填埋。这位大妈是当时被雇去做这些事情的人之一。类似的事情屡屡发生,一次村民们在晚上十点钟,突然被召集领取某项救灾款,后来才知道款早就拨了下来,第二天上面有领导专门来视察。
一位大哥说他们一次在新闻里看到说给外面给映秀捐赠了一万件羽绒服,但是他们从来没见到衣服的影子,他说映秀就剩下三千来人了,那一万件羽绒服到哪里去了。
3.关于林浩
百度百科里有关于林浩的介绍,有在奥运会上跟姚明牵手的照片,在映秀提起林浩,老百姓总是笑,什么都不想说,就像我们提到媒体一样。
一些老百姓告诉我们,映秀的人都知道林浩根本就没有救人,是被别人救出来的,这别人有名有姓,林浩是媒体造出来的英雄,是光天化日下的一个谎言。
林浩的事让我想到奥运会林妙可的假唱,想到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的厚颜无耻。
我就要回北京了,这次调查对我来说是一次神奇的经历,我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感谢艾未未让我切肤体验到这个时代的愚昧,感谢这次事件给我带来的疼痛,感谢我在这里遇到的人,感谢我那双报废的鞋子,感谢日本人告诉我们是东亚病夫,感谢荒诞。
公民调查 耀华于映秀
聊聊香港公务员欲逆市加薪而被骂成猪头的事情
香港的《东方日报》在16日发表题为《顾全大局非口惠 共度时艰要躬行》的社评指出:香港当局早前公布三份关于公务员薪酬及职系的检讨报告,竟然得出首长级高官薪酬「大幅低于私人市场」的荒谬结论,并建议逆市加薪。虽然当局声称「顾全大局」而暂时搁置为公务员加薪,但是却仍然激起了很大的民愤。人民认为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候,公务员居然罔顾人民生活死活于不顾,而想为公务员加薪实在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于是香港的老百姓纷纷指责政府并且希望政府公务员可以降薪。
这一次香港的官方可谓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香港的官之难做实在是可见一斑。
其实,不止是香港的官不好做,全世界所有的民主国家的公务员都不好做。因为在民主国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共识已经深入人心,那就是:是纳税人在花钱雇佣这帮公务员为自己打工,人民是真真正正的老板,所以有什么事情,老板冲打工的公务员发发牢骚,抱怨他们拿了钱不干活;或者是直接把打工的公务员换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换到我们国家看看,则完全是具有“中国特色” 的公务员制度。“中国特色”是我们解释一切不合理现象的终极挡箭牌。
根据《炎黄春秋》杂志的一篇文章说,韩国的首都首尔市一共只有四辆公务车,只有市长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才能使用,平常上下班只能开自己的车或者是坐地铁。而我国极度贫困的宁夏省,其中某一个县的公务车就达到了362辆。由此算一下,中国仅仅是花在公务车上的费用就会有多少?我初步想了一下,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我们国家的公务车有可能是世界上除中国之外的所有的国家的公务车的总和!
我们国家的行政支出费用之夸张之庞大之令人咋舌,连所有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望尘莫及。同样由《炎黄春秋》提供的数据显示,德国的行政支出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左右;美国的行政支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占其财政支出的10%左右;而到了中国,行政费用却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25.7%!如此庞大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国家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投入!
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说政府是人民的仆人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遗憾的告诉大家:这个仆人的消费水平远比我们这些主人要高得多。我们的税收大部分都是在供养这些仆人,供养象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这样的人戴10万左右的名表、抽上千块钱一条的名烟;供养象深圳市龙岗区副局长陈福明这样的人把超过2000万的现金藏在天花板上;供养一堆象江西新余、浙江温州的公务员这样的人出国去拉斯维加斯这样的城市去“考察”;供养象谢亚龙这样发明类似“叉腰肌”这样的人体器官的足协主席;供养象原深圳海事局党委书记林嘉祥这样食民而肥却又将民众视为“屁都不如”的高官。
养了一群喝人民的血、吃人民的肉却把人民当做“贱民”而鄙视和鞭挞的白眼狼,这就是占国家财政支出25.7%的行政费用的本质之所在!
而今年在人民处于艰难之时,政府仍然借着各种名目,提高公务员的补贴;其说法据说是为了取消不规范费用。但是在各种报道中我们都没有看到政府是如何取消这些“不规范”费用,以及取消的费用和上调补贴的对比是如何的,其结果就是我们根本无从知道这些被取消的费用到底是哪些、取消的费用和上调的补贴到底相差到底是多少。
其实,根据其一贯的做法,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出结论:既然没有列出要取消的费用,那就绝对不会取消!这就是明目张胆的置民众呼声而不顾,在危难时刻仍然想到自己利益的加薪。
香港的官方是不是从大陆的做法上得到了启示才决定为本团伙加薪呢?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是想想视“民望如浮云”的曾荫权,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不是民选、不能由人民决定其起落的政府,必然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英国政府连续十七年驳回了一名政府官员申请在厕所里的草纸太硬,不利于痔疮患者而申请换软一点的草纸的提议,就是为了不给人民增加负担。这样的政府,正因为其一举一动都受人民的监督、媒体的监督,才可以真正的做到几十年前毛泽东就作为口号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而我们的政府,他们在为人民服务吗?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在为自己服务。
今天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在追究任何一件事情的真相和原因的时候,最终总是会找到的一个终极的根源,这就是:当前中国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不从结构上去改变的话,是没有不可能得到任何解决的。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显然绝对不可能依靠当局,而只能依靠人民自己。
亚洲周刊林沛理
多年独大的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无线,TVB)的愚民政策有多成功,它在香港建立的文化霸权牢不可破到甚麽程度,从近期的「Laughing哥」文化现象可见一斑。
《学警狙击》用最婆妈的笔触写兵捉贼,将家庭通俗剧(family melodrama)、青春剧和警匪剧的元素,像搓麵粉一样胡乱揉成一团朝空中丢去,希望观众可以把它一抱入怀。结果观众不仅把这套需「放下脑袋欣赏」的剧集一抱入怀,简直是如获至宝。媒体把网民发挥集体力量,令电视台把剧中扮演卧底警察的「Laughing哥」「死而复生」称为「全球华人网民的创举」和「香港电视史上的奇蹟」,不是美丽的误会,而是内化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之后所作的错误判断。
电视观众如此死心塌地拥抱庸俗(philistinism),反映了他们的品味已被腐蚀到危险的地步;而只要TVB一台独大的营运环境没有改变,香港的电视业不会出现奇蹟。作为一个文化现象,「Laughing哥」事件很容易被诠释为在电视台与观众的角力中,权力的中心正不断转向群众;但实情刚刚相反,从这次的事件可见,互联网非但没有改变电视台与观众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反而在给予网民一种有能力介入和左右创作的虚假控制感(false sense of control)的同时,令本已存在的剥削进行得更彻底、更乾淨利落。老谋深算的TVB这次当然是最大的赢家——它不仅利用网络大收宣传之效,以后更可理直气壮地以民意作后盾,一心一意做一家长卖白痴与低能的专门店。
我无意在这里进一步批评TVB。无论我们怎样义愤填膺、义正词严地批评无线,它多年来经营的生意极成功,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作为市场的领导者和现状的既得利益者,它当然不会求变和创新,因为这只会构成不必要的冒险。对于那些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口诛笔伐和冷嘲热讽,TVB大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应﹕「If it ain't broken, why fix it?」(没有坏的东西何需修理﹖)公平一点说,我们实在无法深责TVB,因为它所做的一切,与资本主义推崇备至的「理性策划者」(rational actor)的行为完全吻合。
当然,电视台佔用公众大气电波,又是传播机构,理应负上一定的社会责任。可是无线的节目从製作、内容到编排、播放,无一不符合政府制定的节目守则和发牌条件。电视台是商业机构,它听得懂的一套语言是经济学而不是社会学。电视无法在一个没有观众的世界生存——只要今日有百分之三十的观众转台或关掉电视,明天电视台就会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革。
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无线电视节目的坏品味、低格调和不用脑,而是观众对这些「坏品味、低格调和不用脑」的甘之如饴,乐在其中。由此看来,「推动社会反智、製造文化堕落」的白痴电视节目老早就给定了罪,但到今日仍「逍遥法外」,真正的「原罪犯」不是不断为股东製造和增加价值的电视台,而是早已不懂分优辨劣(tell the difference)的观众。
香港电视最急需的,是观众来一次揭竿起义(consumer revolt)。《学警狙击》之类电视剧受欢迎,反映了观众的欣赏能力不但并无寸进,反而在倒退之中。作为一种大众传播,电视本应与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写实主义应该是电视剧的主流正道。事实上,在香港电视史上,写实主义亦曾有过辉煌的传统,香港电台的《狮子山下》当然是表表者,商营电视台也拍过《鳄鱼泪》和《变色龙》等写实经典,无线在七十年代,也有《七女性》、《龙虎豹》和《小人物》这些正视现实支离破碎生活、血肉模糊的写实佳作,并为随后的香港电影新浪潮揭开序幕。可惜这种写实主义的传统没有得到继承延续,更遑论发扬光大。《学警狙击》正是今日的香港电视与其写实传统完全割离的产物。
自诩为亚洲的世界都会的香港只有两家提供本地免费节目的电视台,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竞争,TVB的电视剧不论拍得怎样差劲,也拥有所谓「最低收视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下,近年无线剧集在创作意念上越来越因循,在製作上越来越马虎,是有目共睹的。电视观众在一元化剧集日积月累的支配和限制下,品味也被彻底磨平和庸俗化。